尊敬的陛下，皇族贵宾，女士们，先生们：

   常缺席，从来没有站在她的语言背后，从来没有抛开她的文学人物而造成他们可以游离于她的语言之外的错觉。从头到尾饱和的语言之流，似乎在高压下紧张而连贯地流动，没有松弛的余地。

　　耶利内克有意让她的作品打开大门，接纳新式媒体、广告和流行文化中的常用语汇———这是我们时代的集体潜意识。她操作庸俗文学、滑稽戏、连续剧、色情文学和民俗小说的编码，开掘了这类看似无害的消费品中内在的疯狂的闪光。她摹仿我们从来不想承认的偏见，隐身于常识背后，捕获了一种不知来头或没有出处的絮语———大众的声音。她曾说过，她轻轻叩击语言，以便聆听它隐匿的意识形态，颇像一个医生用听诊器查探病因。我们惊异地发现，阶级压迫，性别歧视，沙文主义和历史的曲解，无一不通过日常对话而得到折射。运动会由于其军国主义的训练方式、统一的制服，崇拜强力崇尚夺魁的倾向而受到质疑。大自然沦为一个政治陷阱。奥地利阿尔卑斯山的风景已经成了她破碎的牧歌的完美背景。

　　耶利内克以无情的文字游戏，恐怖的隐喻，恶魔般地曲解了的经典引文，来表现我们正常的理想和白日梦，对其原始形态加以扭曲变形。她的暗示性的语调，像红外线的光芒一样拨亮了一种隐含意味的文明写作。在她的笔下，我们先前视为常态的社会，成了男权体制根深蒂固，侵犯和屈从、猎人和猎物无所不在的场所。的确，我们被迫接受这一点：我们发现猎人的语言比猎物的语言更性感地表现出性别歧视。耶利内克的社会批判，不是经由出色的认识在保持安全距离的基础上的描写，而是沉入污浊现实的深刻揭示。在她的作品中，鬼魂像活人一样出没，人鬼之间没有鲜明界线。女人的存在如吸血鬼一样半死不活，因为一个女人的充分表现是被禁止的。耶利内克的某些女主角，突破了二十世纪初叶的男性关于女吸血鬼的幻想。从内斯特罗到巴赫曼和伯哈德，奥地利语言上悠久的批判传统一脉相承，作为这类作家的后继者，耶利内克同样懂得淡化灾难的哀婉情调的重要性。在戏剧套曲《死亡与少女》中，童话和现实中不幸的却孤芳自赏的公主，在作者笔下集中表现为玛里琳.门罗的这样一幅图画：当人们在她的葬礼上盖上灵柩时，她的满头金发像波浪一样从棺盖下飘散出来。作者接着用了一个揶揄的比喻:“就像灭火器喷射的泡沫一样。”

　　在耶利内克手中，文学体裁的樊篱消失了。她的剧作仿佛不是戏剧，而是“言说的文本”，挣脱了戏剧角色的窠臼。导演们惊异地发现，她把革命性的戏剧材料递交到他们手里。

　　她的小说，如《女情人》中甜美少女的失落，《叛逆的边缘人》中青年逆子的谋杀逻辑，《钢琴教师》中自残的美学，《欲望》中的侵入这一简单事实的不断重复，《贪婪》中强奸妇女的ABC，凡此种种，轻巧地打破了古典的叙事法则。作者并没有脱离地面，她往往像玻璃盖下的昆虫一样观察她的人物。她的措词本身是富于动态的。通过顺向和逆向的乐音的对流，一个世界展示出来，并且以她赋予生命力的狂暴的闪光划然照亮。

　　文学作品中的英雄是什么样的人呢?除了别的特征之外，他是这样一个人：当世界错了时他却是对的。在男性现代主义中，他往往就是作者自身，却佯装为被逐的自我的孤独声音，从而唤起同情和认同，产生了文学的恒久的自动伴奏录音效果，在那里，读者加入了合唱队。阅读耶利内克的困难在于，那里没有一个读者可以信赖可以认同的富于同情心的叙述者。读者的觉醒是从阅读的沉浸和陶醉中逐渐实现的。

　　她的作品，也许给了我们一幅黑暗的人生图画，但她并不是一个消极主义者，因为，在消极主义中通常有一种自怜的情调和无言的辩白;而她的诅咒的念叨，夹杂着无望的传播丑闻的惬意，是来自一轮黑色太阳的闪光。

　　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女人是社会的反讽。你的写作把一种新的媒介惠赠给异端的女性传统，拓宽了文学的艺术。你既不与社会妥协，也不与你的时代妥协，同时，你也不媚悦读者。如果说，文学就其定义而言是一种不屈服于任何事物的力量，那么，在我们的时代，你就是它的最真诚的代表之一。

（傅正明译，瑞典学院常务秘书赫拉斯.恩格道尔教授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