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完成的消息，曾经主宰了全球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让每个人感动于科技飞跃产生的巨大能量。人们甚至不由得生出这样的幻想：如果我们掌握了生命的全部秘密，医学是不是将永远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如果你读过了由一大群医学史家合力撰写的《剑桥医学史》，也许就不会得出如此简单化的、盲目乐观的答案。作者坦率地承认，本书或许应该称作“剑桥西方医学史”更为贴切。西方生物医学可能基本上表现为一种“价值中立”和“文化中立”，是纯粹的科学真理，是完全建立在事实之上的。然而，西方医学实际上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是西方自己的观念、宗教传统以及主体性、自主性、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等价值相关的、更广泛的理性假设的一部分。于是，本书作者们不仅仅回溯古今医学史上的辉煌成就，也关注医学的复杂的社会功能———疾病和治疗、医学科学与社会、病人与医生的关系，和围绕着它们所进行的绵延不绝的争论。

在福柯之后，恐怕没有学者把医学仅仅看成是有关身体的物质的东西，而是把它看成话语建构的重要载体，权力角逐的重要场所。从对麻风病人和精神病人的监禁，到临床医学的诞生；从对“性”的界定和规范，到公共卫生的管理；从医生权威的树立，到病人权利的强调……近30年来，医学史日益成为一个引人入胜的研究领域。学者们追寻医学的历史，窥破了它“科学”和“理性”的神话。对于一个关心妇女和性别研究的人来说，在此还要加上一个问题：医学是性别中立的吗？

在西方的医学传统中，对妇女身体的认识和采取的治疗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妇女是不健全的“人”，是天生低劣的弱者，比男人更易患病。对后世影响颇大的古罗马名医盖仑(Galen)就持此见解。女人本身就是不正常的，并且因为她们在妇产科方面的紊乱，女人天生就是有病的。总之，医生们关于疾病起因的论断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对女性的谴责。妇女史学家指出：它和《旧约·创世纪》中的“原罪”、古希腊哲学的二元对立观念一样，是西方文化解释妇女“理应”处于从属地位的三个思想来源之一。在中世纪的蒙昧时代，采取的许多治疗方法现在看起来足以被指证为“谋杀”———没完没了的通便、催吐、放血，“自我鞭打”的集体修炼，使用汞和铅等重金属合成的有毒“药物”……江湖游医大行其道，常常把治疗变成壮观的魔术表演，而对于黑死病这样的可怕灾难，人们却无计可施。除了男性女性所共同面临的疾病，由于生育而带来的危险更成为妇女的一个主要杀手，不管是贵族还是农妇，都难逃厄运。直到19世纪，很难找到经过剖腹产而存活的病例记录。

很多时候，医生给病人带来的危险甚至要超过疾病本身。即使在18世纪的新大陆，一位医生还怀着嘲讽的口气揶揄当时流行的“冒险疗法”：他们一般的治疗方法是一致的———放血、呕吐、发疱、用泻药、止痛等等。如果病情依旧，就重复用过的措施，直到病人死亡。

当启蒙的曙光初现，理性和科学开始进入了医学实践中，人们渐渐有了设施良好的医院、训练有素的医生、疗效神奇的药物。借助医学，人们“征服”了许多原先无法治愈的疾病，不仅延长了人类的寿命，而且提高了人类的生命质量。

然而，在这一切表象的背后，医学是否真正促进了两性的福祉？促进了两性的平等？医学对性别观的形成和现实中不同妇女的处境产生了哪些影响？美国妇女健康运动的活动家和医学史专家芭芭拉·艾伦赖赫和戴尔德勒·恩格里斯在她们的开创性著作《疾病和错乱———疾病的性别政治学》一书中，就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她们指出：医学发展对妇女解放有着战略意义。它是生育技术———节育、堕胎和安全分娩的保证。它使妇女从历史上一直被困扰的难以启齿的恐惧和疾病中解脱出来，也使妇女控制自己的身体成为可能。但是，医学体系也对压迫妇女有着战略意义。医学科学是我们文化中性别歧视的意识形态最有力的措施。教育、职业和社会生活中对性别歧视的辩护大多数是自然而然地出于女人与男人身体上的区别。男尊女卑的理论自然也是以生物学为基础的。医学对生物学理论做出公开解释；它体现着科学进步的成果。生物学发现了荷尔蒙，于是医生公开论断“激素的不平衡”使女人不适于担任公职。而且，当医学走进了“科学的殿堂”，变成有利可图的职业，它也在试图将妇女拒之门外。

既然医学并非性别中立，那么它对于男人和女人，甚至对女人自身的解释也是不可避免地充满了矛盾和偏见。当时的医学还对此加以“科学的”解释说，主宰女性身体的主要器官是卵巢和子宫，根据“能量守恒”的原理，如果妇女在别的方面消耗太多，比如从事社会工作或者用脑子思考问题或者性欲太强，就会影响她们完成自己生育的天职，还会使整个身体系统发生紊乱。医生经常用切除卵巢这样的手段来驯化妇女，让她们服服帖帖。国人耳熟能详的例子，恐怕就是《雷雨》中周朴园强迫繁漪吃药的场面，它代表了男权如何通过指称妇女有病而对她们加以控制。在那个时代，有太多的妇女被医学判定为“歇斯底里”，只因为她们对自己的处境不满并加以反抗。医生们对那些真正需要医疗服务的穷人反倒没有多大兴趣，社会则把贫民窟看成传染病的温床，而且劳动妇女的生育能力也似乎特别强，以这些“劣等的”人口败坏整个民族的素质。因为许多劳动妇女在富人家干活儿，她们也成了最可怕的传染源。

对医学史的溯源让我们得以了解有关身体的另外一些故事，一些从医生那里听不到的故事。

《剑桥医学史》罗伊·波特等/编著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张大庆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疾病和错乱———疾病的性别政治学》芭芭拉·艾伦赖赫戴尔德勒·恩格里斯著/美国女权主义出版社/1973年第1版《中国妇女报》